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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出时代的美与精神高度——新中国70年散文创作

发布时间:2020-01-16 03:04编辑:现代文学浏览(188)

    走向高峰的散文创作,需要在思想深度、文字创造性和对人的观照方面有所深入,在与时代的融合中激活写作者的创造力,激活散文自由广阔的特性,开掘散文文体新可能。

    散文是非常贴近作者和读者的文体,影响着人们精神生活

    中国当代文学70年,散文成就是其中重要篇章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生活、书写革命和建设中涌现的新人物新典型,是散文创作的重要主题。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使散文纪实性增强,在文体上表现为报告文学的发展成熟以至后来从散文中分立出去,魏巍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是传诵一时的名篇。杂文也是这一时期广义散文的重要构成,《人民日报》“长短录”专栏,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的《三家村札记》及邓拓的《燕山夜话》等是其中杰出代表。杨朔《雪浪花》、刘白羽《长江三日》、秦牧《社稷坛抒情》等创作,集中体现同时期小品散文创作特征。“诗化散文”被视为新中国建设初期的精神号角。可以说,这一时期时代精神及时反映在散文创作中,散文以自己的艺术方式参与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。

    新时期以后,散文进一步获得发展空间,无论是题材、文体还是艺术风格都呈现新素质,在处理文学与政治、个人与社会、现实与历史的关系等方面趋于成熟。1985年前后,当小说、诗歌、戏剧出现显著变革,散文写作也逐渐开始寻求变革创新。上世纪90年代以后,“散文热”兴起:现代散文作品重刊,各类散文书系、类编、选本层出不穷;散文刊物增多,“晚报”“周末”类报纸几乎都辟有随笔、小品专栏;散文写作者增多,非职业写作给散文发展带来活力;散文一度成为读者日常生活的文化消费品。也就是在这样的变化中,散文再一次靠近大众,成为与读者阅读生活紧密联系的文体。以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为代表的“文化大散文”的出现,给散文写作带来新的可能和自信,也吸引了众多曾经游离于散文的读者。许多出自非职业散文家之手的思想文化随笔也发出自己独特声音。有深厚文化背景或学养,并且充分呈现写作者个人情怀的散文,以及以新的思想素质和表达方式介入现实、关怀生命的散文受到重视和欢迎。季羡林《清塘荷韵》、汪曾祺《蒲桥集》、张中行《负暄琐话》以及贾平凹等小说家的散文别开生面,成为文坛重要收获。

    在这样的脉络中,我们可以发现,一方面,散文不同文类此消彼长,报告文学和杂文逐渐从广义散文中分离出去,在一些研究者那里成为与散文并列的文体。这种此消彼长与散文内部发展规律及精神演化有关,也与写作者、读者阅读、社会背景、文化生态等合力作用相关。文学意义与价值的产生无法和时代脱离关系,时代需要是推动文学文体变革的根本动力。另一方面,作为文学文体中非常贴近作者和读者的一种文体,或者说是非常有亲和力的文体。

    越是全民写作时代,越应锤炼散文品质

    文化市场的变化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生态产生重大影响,审美与市场的关系、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成为新世纪以来文学面临的主要问题。黑格尔在《美学》中提出“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”这一命题,形象地揭示社会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。如果说诗之于古典,那么之于现代的则是散文。这里的“散文”以及和它相对应的“诗”或者“史诗”并不是一种文体,而是一种比喻,意指文学和市场、媒介、大众等更为贴近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散文写作更需要对纷纭复杂的时代现实进行深入开掘,找寻生活洪流下的意义、精神、价值和诗意,从而呈现时代、大众与个人的肖像。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、张炜《融入野地》、韩少功《山南水北》等散文因此具有示范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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